一点牢骚

几天前，我和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见了面。这几年我们丝毫没有联系，乍一见竟互不相识。干瞪几下眼，才有亲切感，露出笑容来。我想寒暄几句“你胖了”、“变黑了”、“更英俊了”以作开场，愣是说不出口。因为我无法判断他是更胖更白还是更瘦更黑，和过去的印象对不上号，记忆是扬尘，能看到隐约的影子，靠近了却飘散不见。

天气很冷。我缩在过膝盖的大衣里面，他围着曼奇尼款式的围巾，看不见脖子。他看上去不好也不坏，不像是炒房爆发、中了百万彩票，也不像是露宿街头，找我借钱度日。他步伐很快，喊累更快。可能这几年都是坐办公室的工作。我问他，他说这几年没干什么，就是上班。什么工作？本专业工作，老样子。

我找话说，天气真冷。上次见面的时候是个热天——热天？好像是春天。那就春天罢，今天天真冷，应该找个室内坐下。但我们绕过徐光启墓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在墓后的草丛前拥在一起，心里热了就不怕天气冷。好吧，继续散步。

“有时候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强调人的自由，却无法把握自由的含义。我们把自己理解的自由强加到其他人身上去。尤其是智力卓越的人，他们不理解凡夫俗子的生活，不理解凡夫俗子们不用脑子生活，而是凭感觉行事。他们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某些自己看着极不顺眼的东西在大部分人看来合情合理。海豚和蜥蜴根本不可能一起生活。”

他开始抱怨。我知道他突然冒出来定是有事想谈，有什么话觉得非跟我说不可。

“你知道，我想像卡夫卡那样。在生活和写作之间找到平衡。可能这个平衡维持得非常紧张，随时可能被打破。但我希望表面能有一个交待。我肯定不期望日子过得像爱伦•坡那样凄惨。是不是有点世俗？”

“没有。我明白，毕竟你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上。”

“感觉上差不多就是一个人活着。放不下的责任。我需要背负一些责任，但我感觉不到有人站在我边上。有时候真的很累。”

“我记得以前你说最理想的就是像塞林格那样，写了自己想写的东西，恰好又有作品及时地畅销了，然后逍遥自在地归隐，想干啥干啥。”

“我不幻想能写出畅销书。我快毕业时差点走成了奥威尔路线。我那生硬的文字刚巧适合走此类路线。不过能力不及，错过了。最终有了朝九晚五的工作。每天按部就班。有时候我看着自己，我问自己，思考的土壤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看着赘肉爬上身，”他拍拍肚子，“每天都在变得更普通。别人会劝你说，做出选择，然后坚持下去，不要去想那些已经放弃了的成千上万种选择。我做不到。我看着一扇扇门关起来，我害怕。”

我想问他多久没有锻炼，他插在口袋里的手指是不是已经趋向于胡萝卜根。我还想问他到底害怕什么。没等我想好问什么他又接下去说：

“最悲哀的事情不是没有理想。从来都是一个无脑的、快活的好少年，那很好。最悲哀的是曾经有个理想，坚定地实践了一辈子，到头来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天赋，一切都是幻觉。这个目标是空的，不存在的，假的。我不相信过程，过程太痛苦。”

“我以为你很热爱。”

“我热爱，对，我热爱。我依然热爱，但那和我没关系。”

“你可以不用一直想自己做不好，其实你可以做得很好。”

“伍迪•艾伦的无脑金发美国女郎。做一个无脑女郎的乐趣在哪里？就在于她完全在生活，融入生活，她爱她的邻居们。她不虚伪地爱她的邻居。公交车上偶遇的留口水的小毛孩，扯着你的裙子；地铁里遇到的迷路老头，蓬乱的卷发，虎头藤木拐杖；马路边撞上的中年妇女，或许穿着睡衣。她可以帮每一个人，她相信每一个人，她爱她们。天晓得，一头羊爱着整个羊群，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她的口味就是什么都不厌恶，什么都好奇。她向我们学习，然后走开，更幸福地迎接生活。而我们被困在另一个虚拟世界中，寒冷的彼得堡，布拉格，肯定有通灵师定居布拉格，纽约，充斥失败者的地方。所有的失败者联合起来说生活多幸福！你相信？我不相信！我的脾胃已经被败坏，无能为力。以前我见到那些老愤青冲着我们这些小朋友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都很有理想，他却说人生没有意义。我现在明白了。我真的，随时都可以去死，没有遗憾。”

我想说他很超脱，又想说他太钻牛角尖，有点矛盾。

“我甚至没有作品。有勃罗德在也无济于事。我没有手稿。一页纸也没有。电脑里也没有稿子。没有。我甚至不能把文章写得稍微长一点……”

我看着他，他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我感觉到他很不愉快，但话题没能继续下去。我们转悠到了马路上，车子都尖叫着飞过，听上去全都那么愤怒。他缄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