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音乐人——巴托比在乐坛的朋友们

巴托比音乐人（Bartleby Musician）指那些患有巴托比综合症的音乐人。患病者通常很有才华，他们要么曾经创作出极为成功的作品，证明过自己的实力，要么有足够证据表明具备创作出杰作的能力。就是这样一些原本旁人以为会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忽然之间开始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选择说“不”。他们并未罹患让人无法进行思考的重症，比如老年痴呆症，也没有严重伤残。他们并未投身其他更耗精力的领域，也没有什么奇遇，比如像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léry）那样当一名正式的空军，某日驾驶飞机出巡时从地球上消失。这些巴托比音乐人大部分时间安然地坐在室内，只是自愿停下脚步，让人生留下空白，不再发表作品。

有些人能从此症状中恢复，重新开始创作，而有些人直至去世都再也没有作品发表过，留下一个个谜团。

巴托比综合症从小说界蔓延过来。最早由西班牙小说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在他的作品《巴托比症候群》（Bartleby & Co.）中提出。最初的原型是美国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他笔下的巴托比。梅尔维尔因为不愿被定型为只会写冒险小说的作家，无法忍受编辑对他《白鲸》之后其他类型作品的无视，自愿封笔，选择当一名普通的抄写员，通过抄写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就像他1853年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中的主角巴托比一样，每日躲在屏风后面不断抄写，自愿选择说“不”，自我封闭，完全无法融入社会，他的封笔是对这个社会的无声反抗。对此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或许给出了一种比较好理解的答案。他写出足以改变德语文学发展方向的小说后，在人生最后的阶段藏匿于精神病院。他对他销声匿迹的行为是这样解释的：“瓦尔泽这个人，其实一点儿都不想有所成就，他只希望从此被世人遗忘”。

轻度患者治愈后重新回到人群中

Zach Condon（Beirut）

兰波（Arthur Rimbaud）在19岁之前就写完了他的所有代表作，从此陷入巴托比综合症无法自拔，美其名曰想停笔看世界。美国新墨西哥州音乐人Zach Condon也是年幼成名，也爱环球乱跑。早在19岁时他就发行了令其一举成名的首张专辑《Gulag Orkestar》。并在2006至2007年之间连续发行了大量作品——目前为止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他突然爆发，空降各大独立媒体年度最佳榜单，并迅速被4AD收入麾下。专辑售空，连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都说是他的粉丝。当时他被媒体看作是奇才、是传说。他17岁辍学游历欧洲，被巴尔干地区音乐吸引，可以在自己专辑中灵活使用中东民族音乐元素和法国香颂音乐元素。他是美国头号巴尔干音乐（包括并不限于东南欧、外高加索地区、土耳其等）推手Jeremy Barnes的合作伙伴，独立音乐世界最知名的号手、乌克丽丽演奏者。他会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一些中东语言。他的歌词简单，像诗歌。会在巡演的路上随身带着智利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2666》。他是可以拿着乌克丽丽或者小号在街头随意游走并歌唱的游吟歌手，在熙熙攘攘的土耳其碎石路边，在一段土墙之上。他在去了一趟巴西之后，2011年他发行了第三张专辑《The Rip Tide》，那些年他在老家新墨西哥州结了婚，并且重返校园拿到学位，还开了自己的厂牌。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顺风顺水，忽然，弦断了。

在《The Rip Tide》巡演期间，Zach Condon开始感到不适。身心疲惫，住院，离婚，曾经意气风发的他陷入突如其来的停滞之中。在一通高产之后，出现了巴托比症状。巡演结束之后他就再没新作。口碑并不如前的《The Rip Tide》现在看上去就像是惯性，某种勉为其难的难以为继。他也更多地回到美国本土流行音乐传统中，失去了早期中东音乐风范，和Jeremy Barnes也不再合作。他不写诗歌，不玩摄影，不写新歌，他什么也不写。网站不再更新，也没有任何消息，一个被认为是美国最具潜力的年轻民谣和世界音乐歌手、演奏家、创作人，忽然从人们眼前消失得无隐无踪。

2015年，当他重返人们视线时，明显胖了许多。曾经贴着胡子都显得稚嫩的他，现在变得苍老了。不满30岁的他经历了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仿佛微笑都变得比过去少。这次他携最新单曲《直布罗陀》（Gibraltar），顺理成章去直布罗陀拍摄MV。唱着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沙滩上步履蹒跚，新专辑《No No No》听起来并未超越《The Rip Tide》，也没有足够量的中东音乐元素，和感官一样苍茫、艰难，并不欢腾。Zach Condon说，是新任土耳其女友将他重新拉回录音室。本来他意志崩溃，无法进行创作，全靠新的女友，让他找到了新生活。他把对女友的爱和这段经历的总结都写在了专辑中——当然是以轻松的流行小品形式来表达，比如写到女友的《No No No》，写到痛苦经历的《Perth》，无不是乍听起来旋律轻松愉快。再痛苦的事情他都不会选择悲戚的曲调。就像一名暗地里默默抽泣的喜剧演员，每天上阵都竭尽全力。母语西班牙语、年轻时玩过爵士的Zach Condon，对拉美文化和中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青睐可能只是源自于文化上的血缘接近。神秘地陷入困境，又以一个俗套的方式脱离困境，更适合他的果然还是温柔可人的异域女子啊。

Jens Lekman

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说自己是受到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佩德罗·巴拉莫》启发后写出的《百年孤独》。鲁尔福极受马尔克斯推崇，是拉美文学殿堂级人物。但他在写出《佩德罗·巴拉莫》之后便不再写作，存世作品极少。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我叔叔塞勒瑞诺去世了，而我所写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经人考据，他真的有这样一位叔叔，而且真的去世了。相对而言Jens Lekman为自己停止创作给出的理由虽然也是和人有关系，却很缺乏想象力。他的理由太常见：婚姻失败。2008年初次来到上海的Jens Lekman给人活泼甜蜜的感觉，还能开些与找女友有关的玩笑。但此后投入婚姻生活的他减缓了创作速度，甚至不再创作，在他彻底从离婚阴霾中走出来之前，和人间蒸发没太大差别。对有些音乐人来说婚姻是润滑剂，而对他来说就像是黑洞。走进去的时候毫无征兆，走出来就不是很容易了。2012年那张5年之后的专辑标题就是《我知道爱情不是什么》（I Know What Love Isn’t），封面还真就有一种从黑洞中走出来后回望过去的感觉，心有余悸。

2014年Jens Lekman再度来到上海，此时的他头发更加稀少，显得苍老，不再有活力。这么久的消失，丢了很多人气。不知道一辈子没有继续创作的鲁尔福继续创作会怎样？如果写出不如《佩德罗·巴拉莫》的作品，世人会如何说他？对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的Jens Lekman来说，如果停止创作，等待他的只能是被遗忘。

重症患者花式犯病

Kevin Shields（My Bloody Valentine）

不要以为一直在创作的人就不是巴托比综合症患者了。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从1921年开始创作《没有个性的人》，直至1942年去世小说都没有完成，耗时之久、效率之“低下”，都堪称传奇。享年61岁的穆齐尔，为这部小说投入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他也不工作，由一个穆齐尔粉丝构成的基金会资助他的日常生活。当时他是德国文学圈的中心，绝对的太阳，所有人都认为他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所有人都认为他在进行无与伦比的创作。然而，直到去世，他的这部鸿篇巨制都没能完成。更要命的是，除了《没有个性的人》之外，穆齐尔只有一些零星的散文和中短篇小说，去除求学的那些年月和青年时期的成长阶段，他其实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没有个性的人》中了。他永远对作品不满意，永远改来改去，永远没个头，完成作品遥遥无期。或者说，一部作品在他手里根本无法完成，他永远可以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穆齐尔可以写散文随笔，可以出席文学沙龙，他总是勤勉，但正式作品？等等，再等等。

Kevin Shields和穆齐尔是何其相似，完美主义病犯起来没个头。本来发片还蛮快的My Bloody Valentine从1989年开始，用了超过2年时间录制《Loveless》。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Isn’t Anything》（1988）录制还是很迅速的，首张专辑便爬到英国独立专辑排行榜第一，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所在厂牌Creation也乐意让他们放手去做。在大家以为应该趁胜追击的时候，Kevin Shields开始不断提出改动意见。具体表现为对录音室吹毛求疵，不断向Creation投诉，或者就是在一间录音室里蹲着快2个月什么也没写。两年间前前后后一路更换了19间录音室，更换设备家常便饭，一首歌录个几周很正常。他曾回忆过录制过程，这个月录制鼓，下下个月录制吉他，明年录制贝斯，一年过去了人声还没开始，什么也没录，歌名也没有，好像一切尚未开始。Kevin Shields接受媒体采访时大大方方承认整个过程进展缓慢，有些过程他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也没有一首首歌按部就班地进行，会几首歌穿插进行，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歌曲都是毛胚。

这种专心致志“磨洋工”的卖力精神几乎逼疯了Creation当家人，相传厂牌差点关门，二把手Dick Green入不敷出，愁白了头。乐队成员进进出出，丧失信心直接跳走的有之，病倒的亦有之。搞到后来其他成员都是搭把手，演出的时候配合演奏，录制过程中全是Kevin Shields的主意，他可以无止尽地修改下去。最后如果不是Creation负责人几乎哭着跪求他们，并明确表示没钱了，还不一定能完工。或者说是被逼着完工的，在Kevin Shields看来可能根本没完。如果有一个Kevin Shields基金会存在，无偿资助Kevin Shields创作，天知道《Loveless》能否完成。这张逼疯所有人的专辑母带处理又耗时很久。这些让Kevin Shields永远无法满意、改来又改去的作品后来被载入史册，成为盯鞋风格的奠基之作，并且至今无人在这个领域超越他们。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Kevin Shields的巴托比综合症并没有因为《Loveless》的发行而减轻，情况只有更糟糕。此后他又陷入旷日持久的更换录音室和精益求精创作的循环之中。从1993年新一轮录音开始，到1997年乐队解散的时候，Kevin Shields向厂牌交出了被乐队女声Bilinda Butcher看来足以发行2张专辑的素材，但Kevin Shields称这些都是半成品，远未完成。10年之后的2007年，My Bloody Valentine重组。令人焦虑的是，除了再版和整理老作品，Kevin Shields也还是没有创作出什么新作品。Kevin Shields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们想要弄点新花样出来。在歌迷铺天盖地的追问中，2013年，他们发行了一张连名字都懒得取、直接上乐队缩写的全新专辑《M B V》。这张专辑从解散前那批没有发行的素材中抽取了一部分，重新改了一点，就凑成了一张新专辑——他们让歌迷足足等待了21年，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其实这些年里Kevin Shields一直在创作，他创作过电影原声，在十几个乐队的专辑里客串演奏，担当过十余张专辑的制作人、混音师。他还以个人名义和Patti Smith合作过一张专辑。

他好像一直在工作，并没有转行不过问音乐，完全不像才思枯竭的样子，分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制作水准和创作实力，所有人都觉得Kevin Shields还是那个创作出《Loveless》的牛到不行的音乐人。那么正式的个人专辑或者My Bloody Valentine的专辑呢？等等，再等等。

Britt Walford（Slint）

在粉丝向纪录片《Breadcrumb Treail》中，James Murphy（LCD Soundsystem主脑）提到好友Britt Walford，他认为Britt Walford无疑是最杰出的音乐人之一，这一点大家应该很早就知道。James Murphy问他最近在写些什么的时候，Britt Walford说他什么也没写，他不打算写了，他要改行做蛋糕。他每天晚上睡在James Murphy家的沙发上，白天偶尔做做造型逼真的色情蛋糕，终日无所事事。

爱尔兰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在人生的最后两年也彻底陷入了无所事事的状态。他认为“真正有天资的人，活着便是为了无所事事”，“什么事也不做，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不仅困难，而且非常需要智慧。”他的好友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不免为之悲伤，时不时提醒他最近又什么也没写。王尔德不以为然，就跟Britt Walford对James Murphy的反应一样。王尔德认为自己思考并未停止，那就行了。他甚至卖了一个点子给哈里斯以证明自己依然才思泉涌，即大获成功的喜剧《达文特里夫妇》。

Britt Walford出现巴托比症状后也曾短暂参与过其他乐队，比如Evergreen。但并未取得足够大的成功。在Brian McMahan忽然宣布离开Slint并最终导致乐队解散之后，Slint的成员们也曾陆续加入过多支乐队，比如Interpol、Tortoise、Zwan，以及Brian McMahan创立的The For Carnation。Britt Walford一度加入The For Carnation，仿佛关系复苏。

Britt Walford和Brian McMahan小时候就认识，曾经整日玩在一起，讲一些只有他们两人能互相接住梗的笑话，一起在车库里创作音乐，营造了一个周围所有人都无法融入的二人世界。他们创立Slint，没有明确目标，追逐着乐趣，致力于创作出和市面上的音乐都不一样的新声音，在Slint成为了数字摇滚、后硬核的发展者，后摇的先驱。这几个人凭着一股年轻人的好兴致，还真的创作出了超越时代的音乐。他们的作品当年虽然没有掀起大波澜，却在Britt Walford发生巴托比症状后慢慢地被世人所接受，在《Spiderland》发行二十多年之后，反而拥有了比刚开始多得多的观众。纪录片中反映，专辑内页留下的家人地址至今都能收到歌迷的感激信。《Spiderland》是献给未来的礼物。Slint近年的复出演出亦非常成功，但Slint的新作？遥遥无期。

Reni、John Squire（The Stone Roses）

在所有探讨西班牙“二七一代”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贝宾·贝尤（José Pepín Bello Lasierra），他被拿来和加西亚·洛尔卡、布努埃尔、达利相提并论，被认为是开创新时代的领军人物。贝尤被所有人看好，但是贝尤至死都未能写出一本书来。他称自己是经常出现在手册和字典上的人，说他“写作只为了朋友”，“从来就不曾因为想要出版而写作”。无独有偶，当所有人都认为来自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作家罗贝托·巴兹伦可以写出旷世奇作时，直到去世他都未能写出成型的作品，人们把他的批注搜集在一起，出版了《不成篇章的笔记》，仅此而已。

The Stone Roses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摇滚乐的手册和书籍中。他们是最早的Alternative之声，启发了一系列独立音乐人，英国最具代表性的乐队之一。但他们也是出了名的神奇：正式专辑只有一张。歌迷已经把那些歌听得滚瓜烂熟，而石玫瑰从不发行新专辑。许多年后的重组，石玫瑰依然有足够号召力让歌迷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和孩子冲出去看他们的演出，然而并没有借复出配套发行新专辑。在这漫长的十几年中，主唱依然活跃，而有些成员就退居幕后，甚至离开音乐圈。这其中最低调的或许是鼓手Reni。传闻他去坐牢了——否则英国还有啥地方藏，能让你找不到他。Reni是一个可以因为个人情绪不稳定，取消整个球场规模音乐节的人，Reni如果是主动加入巴托比音乐人行列的，毫不奇怪。

真正无法治愈的隐者

Syd Barrett（Pink Floyd）

有时候我们以为艺术家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其实只是单纯陷入某种“永远都康复不了的疯狂状态”。比如在精神病院住了28年的罗伯特·瓦尔泽，还有去世前38年都把自己封锁在阁楼里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他们都始终在创作，只是别人看不懂他们的作品。瓦尔泽有时候字迹潦草，完全无法辨认，不知道他写下的东西和乱涂乱画到底有啥区别。有时候很难界定他们是真的患有精神病，还是被自己的敏感和疯狂的创作状态所俘虏，更有可能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从来都是清醒的，而众人皆醉。

Syd Barrett还没退出Pink Floyd的时候，种种怪异行为就已经引起周围人的注意，并有大量段子存世。演变到后来，乐队成员已经跟不上他跳跃的节奏，也很难配合起来完成音乐创作。Syd Barrett是Pink Floyd风格奠基人之一，起先他为Pink Floyd引入了迷幻，为乐队起了名，引领了乐队的大方向。后深陷在个人世界里难以自拔，在合作中表现为多变和令人难以忍受，有暴力殴打倾向。1968年退出Pink Floyd后，Syd Barrett也曾有过创作，普遍晦涩难懂，不为人们所理解。还有料表明他和Stars的演奏者发生过激烈冲突，他指责别人演奏水平太差。1972年他开始了隐居生活。期间只有1975年Pink Floyd录制《Wish You Were Here》献歌给他的时候出现在录音棚一次，其余时间几乎从不出现在公众视线范围内。连Pink Floyd的老朋友们也见不到他。

Syd Barrett或许是摇滚世界最著名的巴托比音乐人了。由于长时间消失，关于他的巴托比生活众说纷云。一说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令人惋惜。相反的说法是其家人说他隐居后并没有接受精神病治疗，恰恰相反，他头脑清晰得很，可以说根本没病。他在家会搞搞绘画创作，一切都很好，不愿意重新回到人们中间与大家分享他的世界而已。至于是真的受到毒品不可逆转的影响，身体上受到创伤这种客观因素导致巴托比综合症缠身呢，还是实力过强，超越了普通凡人，导致个人选择成为巴托比音乐人，不得而知。Syd Barrett去世时60岁，26岁退出歌坛，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中度过。

穆齐尔称赞没有产出的作家，王尔德认为注重思考才是对路的，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早就说了，故事是说不完的。没有完结是巴托比的完美症状，而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José Donoso）的小说《闭门》中的男主角塞巴斯蒂安不顾周遭人的看法，辞职不工作，与世界断绝关系，用尽生命去睡觉，追逐睡眠中的世界，最终惨死街头的时候脸上挂着满意的微笑。对巴托比音乐人来说，外人的眼光、世俗的功名或许都是不在意的。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在出版《巴托比症候群》后，又出版了一本《蒙塔诺的烦恼》（Montano’s Malady），汇总那些特别高产、笔耕不倦的作家，恰恰是巴托比作家的反面。

刊于《通俗歌曲》2015年10月号
巴托比症候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