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一些杂想——听陈思和教授讲座后想到的
关于讲座的标题
9月25日我去听了复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教授的讲座“敢问路在何方——谈新世纪小说的创作趋势”。敢问路在何方是学生会自己加上去的。
关于讲座的主旨: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趋势
陈教授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当代小说的两个新动态,一个是法自然的现实主义思潮,代表作是林白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最重要的代表作是贾平凹的《秦腔》。另一个是讽刺的狂欢的批判意识。代表作是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和《受活》,余华的《兄弟》。其中《受活》是最重要的代表作。陈老师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是复杂的,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社会形态,所以用任何简单的旧有的概念来概括当今社会都不能很好的表现我们的时代。而这两种思潮的出现让人看到了希望。他认为能够真实的表现和还原生活、表现出生活中那些变化的过程是相当上品的。而用狂欢的态度来表现现在这个狂欢的社会也是很新颖的,其他国家所没有过的。
以上是我对陈老师演讲的简要概述,希望没有什么太大的差池。陈老师是德高望重的好老师,总结的两个创作趋势实实在在,很有意思;校学生会请他三次才请到他,采访他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很简略的,果然是很大牌很忙的好老师。这位好老师的讲座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是个孜孜不倦的读者。我可以感觉到他作为读者阅读时的兴奋劲儿。听一位老读者侃侃而谈自己读到的好书是很感人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其它的事情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关于读者的坚持
有一位同学提出问题说现在世风日下,大家都去读通俗的小说,严肃小说都没人看啦;网上的博客都是个人隐私,网友么就是喜欢偷窥,然后写的人就自动地写更多的隐私,什么名人博,搞到后来又是一个和其他媒体没有区别的导向盈利的媒体。这位同学当时手边放着北大的演讲,真是个悲观主义的愤青。真正的读者都有自己的坚持。而有了这些读者的坚持和感染就不会出现大家都去看通俗小说的情况(严格区分通俗小说和严肃小说有什么意义?我还是用低水平的小说和高水平的小说比较好。)博客也是一种坚持。我自己在坚持——不知正在看这篇博的人是否认同,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其实也蛮无聊的?我知道还有其他人在坚持,我认识这样的人。网络是我们传播的途径。我选择网络因为这是完全自由化的,我不用担心任何其他因素来干扰我,但同时可以被其他人看到,而且我天真地以为会有人来提出我文章中的错误,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但总有人会出来说一句话。自然我也明白我的点击率很低。喜欢音乐的朋友受不了我好久不谈音乐,喜欢文学的朋友受不了我突然又去讲足球了,喜欢绘画的人会说我画的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喜欢看隐私的会觉得我讲同济讲自己太少而且不爆料太无趣了。但是我要坚持下去。万千读者也会坚持下去。一旦发现哪类小说已经太无聊受不了了就要停止看。有时候我们的选择真是出于自发出于纯粹的热爱,越多的人有这份坚持我越高兴,每遇到一个坚持不懈的读者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可能我们喜欢的作家喜欢的小说并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向着成为好读者的目标而一起努力。
我最近翻阅了部分学生会招新笔试试卷,里面有一题是用一句话概括自己最喜欢的书或者电影。近四十份试卷中大部分喜欢的是电影,有三人喜欢《辛德勒的名单》(我的第一反应是最近是不是哪里放过这片子,比如学校,比如央视六套),其中一人的理由是“最真实”,其它都比较分散,比如一人喜欢《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一人喜欢《第601个电话》,诸如此类;书方面几乎没有重复,只有一人喜欢《红楼梦》,一人喜欢《哈姆莱特》,一人喜欢《傲慢与偏见》,一人喜欢《安徒生童话》。没有人对卡夫卡的每个字都充满兴趣,没有人熬无数个夜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人连着两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专心看乔伊斯,没有人写自己最爱的书是哲学书,也没有人迷恋文德斯。当然,和我兴趣不一样很正常,是否和我兴趣一样河成为一个好记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不能理解《辛德勒的名单》“最真实”在哪里。对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虚构影像是真实的?虚构的影像最真的莫过于它所传达出来的情感或者想法,但此片的主旨恰恰是有问题的,美化过的。记者要做的是把握最真的真实,没自己的判断标准怎么行?
扯远了。不过从侧面反映出现在像我这种无聊人士确实不多,找挚友和同道必定是脱不开网络的帮助,不知算悲哀还是进步。而且我希望看到的一句话评价可以更主观,而不是常见的中心思想概括。比如可以说“它彻底扭转了我的阅读口味!”,“看完它以后我脑子里一只缠绕着他的影子,每看到收尾我都会忍不住哭一次 ”,“结构太巧妙了从来没看到过的新颖写法!”……高昂着头的读者啊,你是使作品完整的最后一个环节,你的想法和感受比中心思想重要得多,小说承载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有这么重要么?
关于小说是否要反映时代
陈老师应该会认为小说要反映时代吧。他讲的这两个思潮都是从反映中国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现状出发的,文学要反映时代。当时我想站起来问文学为什么一定要反映时代?
选择小说的人是谁?谁来评判小说的价值?为什么有的小说在作者死了好久之后其价值才被大家发现?是时代选择了小说。我相信各个时代读者的口味是不同的,而读者这充满生命力的团体集体决定了哪部小说才是有生命力的。《妇女闲聊录》、《秦腔》和《兄弟》都多少融入作者或其他真实人物的社会经历,不是作者写的时候心里怀着要去反映时代这么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具有时代特色,恰好反映了时代。这个“恰好”是很关键的。小说没必要去反映时代,按照是不是反映了时代来挑选小说也是无意义的,现在找出一本反映时代反映一代人的小说来是很难的,不仅在中国难,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难。陈老师举例的这些小说也只是反映了时代中的一些个小侧面,这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反映时代,而是这些小侧面正好能引起比较多的共鸣。我们可以这样说,某某小说很好地反映了某某地区的农民的生活状况,诸如此类,请不要抬高到时代上去。
关于陈老师提到的这两个思潮的“新颖”的写作技巧
在小说的写作手法上其实陈老师认为的绝无仅有在国外都有过相似的典范,区别是很少有人把这些手法用到中国的背景中。比如拉美的爆炸文学,比如略萨的《绿房子》。通过对一些人的交错的描绘,表现了绿房子的兴衰和一个地区的平凡生活,陈老师描绘某小说的话正好用来描绘《绿房子》给人的感觉,不读完整本书你不能很好地把握情节,而读完整本书你能体会到类似秋天不知不觉到来的那种渐渐发生的不易察觉的变化。再比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里用白痴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那现在我们换成一个羊巅疯也没什么新鲜和创举可言。看看文德斯的《公路之王》中大便的镜头,贾平凹描写了一堆屎也并不那么奇怪。白雪已开始走动我就猜到她要方便去了,一点也没有污浊和突然之感,蒲公英的出现倒是个意外,温馨得很,画面一下子变得相当美丽。至于余华,我初中时可是节约下饭钱去买他的小说集,我的感觉是《兄弟》并没有做出太大的突破,最大的突破是篇幅。余华现在能掌控比较大型的长篇小说了。
关于和小说无关的各种社会问题
不过由于讲到不少农村的事,引同学们问起三农问题,有些人被激怒了,认为有些观点的存在完全是因为评论者站在城里人的角度上说话,根本忽略了农民。还有人问了关于80年代后的问题,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文学与戏剧的关系,文学是不是越来越流俗等问题。像套圈,圈越套越密都兜不回来了。陈老师对大部分问题都没有仔细回答,可以说回避了。解决问题并不是小说的责任,问三农问题的人肯定还没有理解这句话。
关于小说的地位
陈老师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相对音乐、绘画而言小说是高级的,更抽象的。陈老师说到这里很是激动。我想,这真是一个好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