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小说的尴尬

　　近日阅《读书》九月号，《艺术为什么服务？》、《十年一刊：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等文都直接或间接提到小说尴尬的现状。《十年一刊》中提到九十年代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文学界的位置。“个人化写作”被提高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九十年代的文学界“主动放弃了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李陀语），作家“丧失了描述（实则是建构）社会总体图景的能力”。“九十年代以来，大众文化比精英文化更为有力地参与着对中国社会的构造过程”。作者还引用了李敖的话“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象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作者认为这段话放在我国八九十年代来看完全贴切。

　　九十年代是我国飞速发展的年代，如果我国的小说在这个时候没有参与社会的构造，在媒体面前又显出颓势，那小说在纠缠些什么呢？《艺术为什么服务？》中提到“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被打倒以后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受到广泛推崇。“纯艺术”很快地就主流化了，唯美主义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起粉饰与装点作用的伪装色。作者认为艺术不为政治服务就像小妾无人可嫁，最后陷入“自恋”中。

　　这里的艺术概念宽泛，包括小说艺术。且不论艺术是不是该为政治服务，文是不是该载道，现在不少作家对政治看不上眼是真的。越是年轻的作家越是如此。不是说小说一定要反映什么政治立场，而且我国的言论还远没到畅所欲言的时候，尤其是面对敏感话题。而是反映社会的作品少了。到了八十后的作家中基本就是情爱，都市生活。比较流行写个人自己的生活，或者就此为基础的虚构，再要么就是幻想小说。像前辈们那样能塑造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典型人物，能在小说中囊括社会图景的人有，但是凤毛麟角。当然，那些写扫黄打黑等政治题材的流行小说更加水平难以保证。

　　小说现在远没有新闻媒体和百姓接触的多，新闻媒体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推动我国的建设，而小说没有。小说对大部分朝九晚五的人来说是遥远的青年时代的记忆，要么就是消遣用途。

　　而这个消遣用途也受到影像的冲击。上世纪还有人骂电视的恶俗，带动大众文化倒退同时使大众文化越来越强势。现在大概都骂不动了。通俗小说现在生存的方式是成为编剧做饭用的米。和电视或者电影搭界往往比较好卖。再或者是堆着笑和其它媒体套近乎。比如音乐小说。我们的小四上次在电视节目上解释他们做音乐小说本质是要做一张唱片，那不就是小说音乐么？概念都不清就已纷纷出来玩概念，玩创意。视觉冲击占到比文字产生的想像更重要的地位。真是年代不同了。

　　这就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小说不幸的状况。内忧，小说本身在和平年代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要么被西方曾经混乱的一堆概念吓到，要么受到刺激畏缩不前，要么染上自大的毛病；外患，更切实际和贴近百姓的新闻媒体，更有冲击性的视觉创意，更为胡闹的大众文化。此时的小说却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年轻作家的异军突起，传统作家的宝刀不老，一套套文学书堆在书店里，网络小说已经落伍，手机小说又大行其道。流氓中的流氓――网络使得文字廉价无比，谁都可以出来写上一笔。（我也不过是这样的人罢了）此本《读书》中另一文《网络、政府监管言论与共和国理想》中写到在网络上“你永远只是沉浸在你的喜好之中，眼界由此狭窄，品位就此固定”，我们不断搜索相关事物，群体自我认同，造成“群体极化”。这个时代的网络人写的小说也有点这个味道。我们不停找相似，互相追捧，其实不过是迷恋自己构架的空虚楼阁罢了。